预热发布 | 系列五：金融开放的国际经验及对其借鉴意义
编者按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自2012年开始每年定期发布《人民币国际化报告》，重点探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面临的重大理论与政策问题。报告因其独立性、客观性和决策参考性，得到了社会各界尤其是政策部门的高度关注。同时，报告还被译成英文、日文、韩文、俄文、阿拉伯文等版本并在北京、香港、纽约、法兰克福、伦敦、新加坡和阿拉木图等地发布，引起国内外理论与实务界的广泛关注。《人民币国际化报告2019》主题为“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金融开放”。报告通过国际经验借鉴、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集中探讨了高质量经济发展、高水平金融开放与人民币国际化的关系，以及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微观主体、金融市场、金融基础设施、金融管理等方面所要达到的目标。
“2019国际货币论坛”将于7月6日-7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论坛将发布《人民币国际化报告2019》并围绕金融供给侧改革与金融风险防范、财税改革与“双支柱”宏观调控体系、人民币国际化与中国资本市场改革、金融开放与跨境支付、金融科技与开放金融变革等议题展开深入讨论。
“IMI财经观察”将预热发布《人民币国际化报告2019》节选系列文章。本文节选自《人民币国际化报告2019》第四章。
货币国际化是金融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金融开放水平也极大地影响着货币国际化进程。金融开放一方面可以通过促进经济增长，间接地推动货币国际化进程，而另一方面，金融开放本身也对货币的国际化进程具有推动作用。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通过金融开放，可以扩大本国货币在境外的使用范围，提高其在贸易结算、大宗商品和金融资产计价中的地位，从而促进本国货币的国际化。本币国际化进程的推进也可以为金融开放的深化提供有利条件。货币国际化程度的提高有利于其他各国在国际储备中增加该种货币的份额，也会使本国金融市场上的资本成为全球金融市场股票指数的必要组成部分，从而推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各类机构投资者相应配置以该种货币计价的金融资产。而随着本国货币国际化水平的加深，其作为第三方货币在国际贸易计价结算和国际投融资活动中被选择使用的可能性也将增大，这就为更进一步提高金融开放水平创造了有利条件。
以下为报告节选：
一、主要国家的金融开放经验与教训
美、英、德、日等国在金融开放的顺序、幅度以及结果上都有所差别，而各国的经济、金融实力以及金融体系的结构也对于金融开放的过程和结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从各国金融开放的实践来看，有这么几点是值得特别注意的。
1.金融开放不意味着绝对的自由，而是有限的自由
美国在大萧条之前的行业自律与1999年重启混业经营后所实现的金融开放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前者是混乱而无序的，后者是处于规则约束和机构监管之下的较为健康的金融开放，也是我们应当追求的金融开放状态。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给美国的金融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在催生了大量金融创新的同时，也迫使美国开始实行金融开放。这个阶段的金融开放一方面是要维持美国金融业的生存，另一方面也是要维持美元体系的存续。随着世界范围内自然涌现出各种美元离岸市场，大大影响了美国对于美元的掌控能力。为此，美国决定打造开放而完备的金融市场，为各国持有的美元储备提供保值增值的投资场所。于是，通过“海湾双柱”战略，确立美元的石油定价权；通过1973年完全放开外国资本流入，取消了各国美元储备进入美国的障碍；通过1975年实现股票交易费用自由化，建立了世界上最大最好的证券市场，为各国美元储备的投资提供了一个完备的平台。借助金融开放，美国得以构建起如今的债务—美元体系，使得对外输出的美元仍然回流至美国境内，为美国提供消费、生产、投资所需的资金，使得各国持有的美元储备仍然为美国自身的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效力。
2.金融开放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
比如日本在发展的黄金时代采取的是封闭的金融政策；而各国的金融开放都是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或是在遭遇发展瓶颈时才适时展开的。换言之，并非任何时期都有条件实施完全意义的金融开放。
英国作为经济实力雄厚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具有深厚的金融底蕴，这是英国在金融开放过程中具有的先天优势。英国的金融开放改革是一步到位式的。1979年，英国取消了资本管制，并在半年内实现了资本项目的完全放开。1986年，撒切尔政府通过实施“金融大爆炸”，实现了金融市场的快速开放。两次金融大爆炸帮助英国构建了一个无与伦比的自由与开放的金融市场，使得伦敦国际金融中心成为世界上国际化程度最高的金融中心，吸引了大量外国企业和资本，为英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助力。
3.金融开放应当打造一个完备的金融平台
英国、日本、美国在金融开放的过程中，都以打造一个产品丰富、开放自由的金融市场为目标，从而达到吸引外资，为本国经济服务的目的。由德国经验可知，在其80年代完全开放资本项目并逐渐开放金融市场、打造法兰克福国际金融中心之后，尽管成熟的全能型银行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拖慢了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发展，却也使得德国在面临外部金融机构竞争时能够平稳过渡。
从整体上看，德国金融开放的最大特点就是求稳。通过灵活而稳健的开放进程，独立的货币政策以及全能型银行体系，德国较为稳定地实现了金融开放过程。在整个德国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中，始终将确保国内经济环境的稳定放在第一位，从而降低了金融开放外在冲击的影响。全能型银行的存在是德国金融体系的一大特点。由于全能型银行的业务范围广泛，对抗冲击和竞争能力强，从而成为德国金融开放过程中维持经济金融稳定的一大支柱。而反通胀的绝对目标不仅保持了德国内部的经济环境稳定，更是辐射到了整个欧元区国家，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马克的国际地位。
4.金融开放的过程不应为外部因素所胁迫
成功的金融开放应当自主自立，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一步到位或是循序渐进。不顾客观条件地实行冒进的金融开放，反而会对国内的经济金融起到负面影响。
以日本为例。在最初的封闭阶段，日本虽然严格限制金融开放，但是经济仍然保持了长达17年的高速增长。随着日本经济的转型，国际国内的经济金融环境都发生了改变，对于日本的金融开放产生了需求。但是美国却出于改善本国收支平衡和打开日本国内市场的目的，强迫日本快速实现金融对外开放，导致日本金融开放在对外和对内上产生了脱轨。另一方面，日本的经济虽然高速发展，但是长期封闭的金融体系导致日本的金融制度尚不完善，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不足，监管缺失。日本在尚未实现利率市场化的情况下就先实现了汇率自由化，结果在汇率大幅升值的情况下，为了寻求国际支持，导致利率政策也被胁迫。最终，快速的金融自由化虽然在短时间内为日本带来了繁荣和日元地位的迅速提高，但却导致了泡沫经济的诞生和破碎，给日本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打击。急于求成的金融开放与不相匹配的制度和政策，是日本金融开放遭受挫折的主要原因。
二、对我国更高水平金融开放的借鉴意义
1.金融开放要从本国实际出发选择路径和节奏
金融开放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必然会对本国金融市场造成一定冲击。因此，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金融开放路径，在必要的时候放缓或者加速金融开放的进程才是合理的。
尽管德国在1959年就实现了资本项目的可兑换，却始终对资本项目下的流动采取较为严格的管制措施。德国对于国际资本流动的管理采取了灵活的态度，在国际投机资本大量涌入时加强资本管制，增加本国银行接受外国资金和支付的限制，而在国际资本流入降低时减轻管制的程度。因此德国的资本账户开放进程也在1959年之后多次反复。灵活的资本流入管理政策确保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减少了外国资本流入带来的通胀压力，削弱了马克的汇率变动对于本国经济和对外贸易的冲击。最终于1981年，德国才彻底放开了对于资本项目的管制。
2.金融开放需要完善而灵活的金融监管体系
金融开放往往伴随着内部的金融创新和外部的资本冲击。对内金融监管不足，就会导致金融市场不受约束，风险收益失衡，引发金融危机。对外金融监管不足，就会引发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失衡，加大汇率波动，造成货币危机。同时，监管太严又会导致金融压抑，使得资本流向其他国家。
美国于80年代开始了全面的金融开放，银行业也开始积极争取利率自由化和实现混业经营。美国国会相继通过了《存款机构放松管制以及货币控制法》（1980年）、《加恩——圣杰曼吸收存款机构法》（1982年）、《州际银行与分支机构效率法案》（1994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1999年）等多部法案，最终实现了美国金融业从分业经营到混业经营的转变，同时也确立了美国双线多头的伞形金融监管模式。美国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引发了大规模的金融创新，但金融监管却远远落后于金融创新的进程。美国对于金融衍生品市场和投资银行的监管缺失，构成了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
3.金融开放需要成熟的本土企业和金融机构
金融开放程度不足的国家大都缺乏成熟的金融机构，而缺乏经验的金融机构往往难以与国外成熟的金融机构竞争。因此，应当推进金融机构混业经营，提升本土金融机构的竞争力，确保本土金融机构能够承受金融开放的冲击。同时，成熟的本土金融机构也能够在金融开放的过程中，拓展海外业务，扩大对外投资，在提高自身收益的同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本，实现合作共赢。
日本由于长期对于金融业的保护，金融市场的自由化程度却很低。严格的金融分业经营和利率管制为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确保了大量低成本的资金，但缺乏竞争的金融市场也导致日本金融机构竞争力不足。银行被迫转向高风险贷款。英国政府早在1983年就已经和伦敦证券交易所签署了金融开放的协定，但是三年的缓冲期未能弥补英国本土证券公司缺乏混业经营经验的弱点，因此在第一次“金融大爆炸”改革后英国本土证券机构基本都丧失了控制权。而美国则始终鼓励支持企业和金融机构对外投资，从而产生了很多具有强大竞争力的跨国企业和金融机构。而拥有强大抗冲击能力和突出同业竞争力的全能型银行，显然构成了德国金融开放过程中重要的压舱石。
编辑 徐开杰
审校 蒋旭
责编 胡晓涛、金天
监制 朱霜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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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IMI）成立于2009年12月20日，是专注于货币金融理论、政策与战略研究的非营利性学术研究机构和新型专业智库。研究所聘请了来自国内外科研院所、政府部门或金融机构的90余位著名专家学者担任顾问委员、学术委员和国际委员，80余位中青年专家担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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